Gabriela Lena Frank是一位作曲家兼鋼琴家，同時也是 Gabriela Lena Frank 音樂創作學院的創辦人，該學院旨在培養多元的作曲聲音與具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公民。而Frank本人自出生便患有極重度聽損。在一次與 Corinna da Fonseca-Wollheim 的訪談中，他談到了自己的創作實踐，以及對貝多芬音樂的探索——貝多芬的聽力逐漸惡化，到四十歲時幾乎完全失聰，與Frank確有相通之處——以下節錄相關內容，其聽障者觀點，頗值得愛樂者參考。
從小時候起，我就一直對「失聰如何影響貝多芬」這件事感到著迷。如果你看他的鋼琴奏鳴曲，在第一首F小調奏鳴曲裡，雙手的位置靠得很近，左右手的動作在肢體上並沒有太大差異；但隨著他年齡增長，他的鋼琴作品中雙手的活動差異越來越大，距離也越來越遠。
在整個奏鳴曲的發展過程中——這是一份關於他聽力喪失過程的音樂紀錄——雖然並非完美線性，但卻是毋庸置疑的。到《華德斯坦》（第21號）奏鳴曲時，不僅雙手相隔遙遠，而且做的事情也完全不同：例如左手強烈敲擊厚重和弦，對比右手簡潔的下行旋律線。
我還記得在針對聽損兒童的治療課上，曾被教導如何分辨「厚」與「薄」：治療師要我閉上眼睛，辨別沉重的鼓聲是從哪個方向傳來，與此相對的，是高亢的哨音。我其實聽不清楚，但我能夠感受到它們，還有它們截然不同的能量。
我覺得很有趣的是，隨著貝多芬雙手越來越追求低音與高音的延伸，他要求鋼琴增加音域，延長鍵盤的音高範圍；他還要求更重、更有共鳴的樂器——更大的音高距離與差異，加上更多的震動與共鳴，對一個聽障者來說，簡直是幸福的秘方——更不協和、更厚重的語言，因為頻率衝突，也會產生更多震動，這讓音樂語言變得更加強烈、更加肉體化。
不過，如果我幾天不戴助聽器，我的創作想法就會開始變得更內向。這會帶來更偏理智、更複對位、更內在、更深刻、更靈性、更迷幻的音樂。我認為這些也正是貝多芬晚期音樂的特徵，而且不僅限於鋼琴作品。
再說我的個人經驗：當我在截稿壓力下，需要快速獲得新點子時，我通常不會像其他作曲家那樣聽音樂。事實上，我反其道而行之：我會摘下助聽器，讓自己待在寂靜中好幾天。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，我的想像力會去到不同的地方。有點像在夢裡，奇異甚至不可能的事件會相互結合，成為完美的創作來源。而當我重新戴上助聽器時，這些美妙的想法與聯結就會一一飛散，就像夢境在醒來時消失。
我常想：說「貝多芬之後的作曲家——絕大多數都有聽力——都永遠受到一種『失聰的美學』影響」會不會太誇張？而且，如果不是一位聽障者的要求，現代鋼琴可能根本不會存在？這超出了我的專業範疇，但我也想過手語這件事。語言裡某些空間性的手勢，會不會也出現在某類音樂的肢體表現中？如果是，那是否意味著在更多層次上，「失聰的感性」滲入了健聽世界的音樂創作？（待續）